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宋代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绵绵一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至此以后，进入晚期。政治上，在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加强的同时，科举制度也全面实施，平民化进程加快；思想上，作为儒家思想发展第三阶段的程朱理学被钦定为官方哲学，至明清，启蒙思潮、反理学思潮兴起；文化上，平民毕升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日益推动着文化发展的世俗化；经济上，商业的集约化和产业资本的发展，传统模式的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结构逐渐得到调整，商品经济极大发展，由之而直接带来的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和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特别是，宋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一直在长江以北，宋代以后则重心移到了江南，使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了极大的活力。

      徽州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产生，伴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最后走向繁荣，作为中国晚期封建社会主流文化的典型代表。

      徽州位于皖浙赣三省的交界处。秦时设歙黟两县，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置新都郡；晋太康元年（280年）改新都郡为新安郡；隋唐时曾改新安郡为歙州；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辖歙县、黟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绩溪县六县，俗称“一府六县”，一直持续到公元20世纪80年代。

      徽州介于万山丛中，所谓“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区域范围一万多平方公里。早期生活的土著人是越人，他们同整个的江南越人群体一道共同创造了江南越文化。战国以后，统治者加强了对越人的统治。秦王朝强暴的“迁徙”政策、苛重的赋税徭役，使徽州本土的越人开始“入山为民”，以成山越。“依山阻险，不纳王租。”生产方式上刀耕火种，社会习俗上“志勇好斗”。这是徽州历史上烙有半原始社会痕迹的“山越时代”。东汉末年以后，北方一带战乱频仍，人们纷纷渡江南迁。徽州如世外桃源般的环境，至少是接受了有魏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唐未的黄巢起义和两宋时期的“靖康南渡”三次高潮的、源源不断的中原一带士家望族的迁徙，从而一再地冲击、整合，最终是彻底地改变了徽州本土的人口、经济、文化和习俗社会，封建化进程在此时加速。至宋代，越人已不再见文字记载；徽州山区的开发已获得极大地发展，“堨塘式”灌溉农业成熟；“聚族而居”的社会结构已经形成；社会风气上，昔日的尚武好斗已转变为崇文向雅。这是徽州历史上具有跃迁快速递进式发展以成为一个典型、成熟的封建社会的“新安时代”。南宋以后，宋王朝偏安江南，迁都临安，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真正地移向了江南。徽州位居江南，紧靠临安，横贯全境的新安江与之自然相联，一千年新安时代的发展又积蓄了极大地能量，于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经济和文化全面崛起，至明清而鼎盛，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徽州文化，徽州的历史也从此进入了“徽州时代”。

        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地理概念，它有着在更大背景下作为了一个独立部分的子系统性质，但其本身还应具有一定标准下的同质性特征。徽州就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区域地理概念，相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而言，它就是一个子系统，但却有着极强的内聚同质性。我们研究徽州历史文化就是要将它从母体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剥离出来，既深刻认识其内容与形式的具体丰富性和特质性，又探寻其与母体之间的互动与存在关系，确认其价值和地位。

        伴随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入晚期封建社会，徽州区域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进入徽州时代，在这一时代，徽州人几乎是在广义文化概念的所有领域都有非凡与伟大的创造，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异常地繁荣。

        在精神文化方面——思想学术领域，徽州是程颢、程颐和朱熹的父母之邦，是曾经统治中国思想界达七、八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的发祥地，徽州人研究理学又形成了新安理学学派，源远流长；传统的经学研究，徽州从宋朝开始一直到民国，就代不乏人，大儒迭出；考据学上，至清中期，更是出现了以婺源人江永、休宁人戴震为代表的徽派朴学，作为了乾嘉学派中的皖派，影响极大。文学艺术领域，徽州的诗词创作，宋代以后，就存在一个庞大的群体，尤其是在布衣文学和楹联创作上，成就最大；绘画艺术上，徽州有新安画派，被誉为是中国山水画艺术的一个顶峰；篆刻艺术上，徽州有徽派篆刻，在明清，它是作为了中国篆刻艺术的最高代表；版画艺术上，徽州有徽派版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独树一帜；戏曲艺术上，不仅古老的傩戏在徽州有厚实的沉淀、传统的目连戏在徽州曾获得最后完善性地发展，仅舞台艺术的唱腔和表演，明前期时徽州就有徽调，清时则发展为徽剧，接而形成完备的徽班，乾隆、道光年间进京，为京剧的形成，奠定基础。科学技术领域，徽州人除了在天文、历算、数学、物理学、地学、农学、生物学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成就突出外，经世致用的和走向大众的科技发展，贡献更大。明代休宁人程大位集中国珠算之大成，最后完善了中国的珠盘运算及珠算口诀，社会基础极为深厚；明代休宁人胡正言发明了饾版和拱花技术，开创中国雕版印刷技术发展新时代；清末婺源人詹天佑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铁路——京张铁路，被誉为是“中国铁路之父”；等等。印刷出版领域，徽州人从事刻书与印刷的人士之多、技艺之精湛，蜚声海内外，明清时，是形成了徽派刻书之流派，影响极大；大量典籍和文献的整理出版，徽州又获得了 “文献之邦”、“典籍之海”的称号。医药卫生领域，徽州人以儒医经世，从业者甚多，成就也巨大，宋元以后，徽州已经形成了新安医学之流派，在中国医学史上，地位显赫。此外，体育上，明清徽州有围棋的“新安派”，高手如云；语言上，徽州有徽州方言，为中国一个独立的方言区，文化内涵深厚；宗教信仰上，徽州有自己的邑神、自己的信仰方式；有齐云山的道教、异彩多样的民间敬仰、祭祀礼仪形式和活动等，特色显著。

        在物质文化方面——社会关系领域，中原世家望族的迁徙，在徽州是形成有自己特色和唐宋遗泽的宗族社会，势力强大，结构稳定，构成徽州社会千百年发展的基础，由之直接影响的徽州土地制度、佃仆制度等，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典型代表的意义。社会经济领域，徽州本土的经济模式尽管千百年来都是以山区农业经济为主体，但南宋以后，徽商崛起，明清时创造辉煌，足迹遍天下，正所谓“钻天洞庭遍地徽”；影响极大，以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谚。鼎盛中国商界达六、七百年之久，在中国商业发展史及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地位显赫。社会生活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领域，徽州村落的布局和设计，其中包含了诸多以人为本、道法自然、注重人与环境协调共生发展之理念；水口、园林建设，突出人文关怀，巧趣天成；特别是徽派建筑的形式与风格，更为中国建筑史上一绝；饮食文化上，著名的徽菜，明清时曾为中国内陆饮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后又具体沉淀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至于徽州的传统工艺，则更是林林总总、美仑美奂。中国的文房四宝工艺，徽州至今还占有徽墨和歙砚的正宗两宝，历史上则还有汪伯立的笔和澄心堂的纸，皆为贡品；雕刻工艺上，徽派砖雕、木雕和石雕，并称“徽州三雕”；盆景艺术上，源于唐代的徽派盆景，明末清初以后，特色更加鲜明，誉名天下；漆器工艺上，五代时，徽州漆器就是贡品，之后又是不断地发展，世称“徽漆”；此外，徽州还有瓦当艺术、竹编工艺、剪纸等，无不特色鲜明。

        徽州文化的上述要素内容，都是在时代与社会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无不烙有时代发展的印记。除此之外，就文化的区域本身来说，徽州文化的全面繁荣并保持千百年不衰，还有着自身持续关怀的内在根据和基础，概括起来，至少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徽州“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地少土瘠人稠的客观环境，给人以巨大的生存压力，逼迫徽州人不得不时刻为自己的生存发展而奋斗，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要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于是，这就产生出一种原动力，驱使着徽州人在各个方面都要有所努力、有所创造、有所发展。这是徽州文化得以长期兴盛发展的动力基础。第二，徽州社会的主体是由中原一带的世家望族迁徙到徽州以后，聚族而居、保持血统、强化宗谊而形成的宗族社会，每一个宗族都将宗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作为自己最高利益的代表，将如何“亢吾宗”作为宗族发展的最高追求，由之来规束、带动和影响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这就在客观上为徽州社会注入了活力，为徽州社会千百年保持持续不断地创造与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社会保证。第三，徽州“尚武之风显于梁陈，右文之习振于唐宋。” 重文重教的风气由来已久，宋时，已沉淀为一种社会习俗，元代时，徽州就有“东南邹鲁”之美称，文风昌盛、教育发达，正所谓“十户之村，无废诵读。” “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这是徽州文化得以长期繁荣发展的良好温床。第四，形成于南宋，鼎盛于明清的徽商，是中国的一代典型的儒商，“贾而好儒”，重视文化与教育，这是为徽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第五，徽州作为“程朱阙里”，所谓“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这是为徽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意识支柱。第六，徽州是个“礼仪之邦”、“契约社会”，礼、法兼治的社会内部协调机制，决定着它千百年来社会环境一直十分稳定，又何况徽州本土历史上除了清末有短暂的太平军兵燹外，基本上没有大的战乱和破坏。这就为徽州文化的长期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环境保证。

         徽州文化的要素内容及其形成根据的一体，就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从而在结构形式上存在着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首先，从总体存在上看，具有整体性。徽州文化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千百年的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完整创造，其包括的内容涉及了社会生产、生活及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就不是各个孤立、彼此毫无关联的，而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和基础，彼此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完整地反映着徽州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社会实践的统一性也就决定了其所创造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其次，从要素发生上看，具有多元相生性。徽州文化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创造，社会存在及其发展变化因素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就决定了其所创造物在发生上的非线性。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其原因都是多方面的。徽州文化体系中的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产生，都是要以与之普遍联系的其他种文化形态的存在与发展为条件和根据，同时，它又有反作用。如徽派版画的形成，就是与徽派刻书、新安画派、徽商、徽州科技的发展等密切关联，从而是整体共存、多元相生、互为促进的。最后，从形式结构的本身上看，具有开放与保守的一体性。徽州文化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产物，其每一种文化形态的产生都是要吸纳这一文化形态所在领域及相关领域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积极成果，经过重组与整合，最后形成自己的代表和反映时代发展之前沿的形式，作为了在各自领域里的精萃，因此，形式上，它首先应是具有开放性的品质，由之才得以保证它的典型性和先进性。但同时，徽州文化又是一种具有特色的文化，其结构体系中的许多内容，由于长期地积淀以至“钙化”为具有概念意义的各个流派，得到社会的确认，内容和形式上能够保持长期的稳定，这又是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具有保守性。开放与保守的一体性存在，这也是徽州文化之所以能够长期繁荣昌盛在结构形式上的保证。

        徽州文化尽管是一种区域文化，但其丰富的内容，深邃的内涵，所蕴涵的意义和产生的影响，绝不是仅仅地方性的，而是有着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价值和地位：

        其一，徽州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原质沉淀。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原文化一直是民族主流文化的重要代表。徽州是个移民社会，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士民源源不断地迁入徽州，与徽州土著的越人融合，最后是以压倒之势构成了徽州人口社会的主体。这些迁徽之民大多是中原一带的世家大族，迁徽之后仍然聚族而居，严格维系原有的宗族组织不变，注重保持自己的文化传承，重宗义，讲世好，这就原封不动地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徽州，使徽州直接继承了中原的先进文明。并且，又由于徽州本土社会长期的稳定和少有战乱，因此，这种直接的继承又是能够得到长期和有效地维护，使中原文化在徽州的沉淀一直保持原质原味，超过中原一带的社会与文化发展本身。这是极富价值和意义的。

       其二，徽州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典型缩影。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至宋代以后进入后期。徽州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正是伴随着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而崛起，随时代的进步而走向繁荣，并连同中国封建社会的消亡而衰落，其所产生的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朴学、徽派刻书、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派建筑、徽派盆景、徽剧、徽菜、徽漆、徽墨、歙砚、徽州三雕艺术等等的文化流派，涉及面之广、时代的前沿性与辉煌性之强，举世瞩目；所出现的徽州契约理性、宗法伦理、土地制度、佃仆制度、风俗信仰、风水礼学、方言俚语等等的文化现象，特色之鲜明、典型性和具体性之甚，确实难得。徽州文化的系统性、丰富性、辉煌性，体现出它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一个整体投影；同时，又由于其内容的深刻性、典型性和全国影响性，又决定了它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一个典型缩影，代表着主流文化，并具有“标本”的价值与地位。

       其三，徽州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乡村民间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真实展现。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人口更是占了绝大部分。徽州就是属于农村，并且还是一个远离帝王仕宦的典型山区农村。徽州文化就是徽州这一山区农村的老百姓在自己真切和实实在在的生产、劳动、生活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产生，反映的是中国乡村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真实情况。尽管它具有典型性和辉煌性，但这种典型是一种真实基础上的典型，其辉煌也是一种根植于平民百姓的辉煌。徽州文化是千千万万的徽州老百姓立足现实的创造，其最初的动机，与其说是出于为中国封建统治服务、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不如说就是为自己服务、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服务；创造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追求一种永恒和伟大，而只是在于一种适意和平凡。徽州文化不是帝王文化、仕宦文化，也不是一种市井文化、学院文化，它展现的是中国封建社会乡村平民百姓的一面，是一种乡村村野文化、民间布衣文化，由之，它也就获得了一种自己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徽州文化还有一个极大的魅力，就是它不是一种废墟遗址文化、考古挖掘文化、历史传说文化，而是一种有着很强现实性的文化。这集中地是体现在它有大量的文化遗存。这些遗存，除了在徽州文化体系中属工艺、技术、习俗类的遗产，在今天基本上都得到继承与发扬外，较为突出的还有：其一，大量的地面文物。据目前已经查明的，仅黄山市行政区划范围内，至今保存完好的徽州古街镇、古村落、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古谯楼、古塔、古桥等地面文物就达5000多处，这其中，黟县的西递和宏村，2000年11月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二、大量的典籍文献与文书。特别是徽州文书，它在今天遗存的数量甚巨，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被大规模发现时就约有10万余件，当时就被誉为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至20世纪末，已知被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收藏的达25万件左右，另有10万余件目前还散落在徽州民间。这些徽州文书，上溯至南宋，下至20世纪80年代，均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与交往过程中为各自切身利益而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和记录，种类众多、内容丰富、第一手性强、可靠性强，均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献学等领域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正因为徽州文化有上述特点和魅力，因此，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国内外就有许多人专题性地研究徽州问题；至20世纪中叶，至少是在徽商、徽州版画等领域，研究基础奠定；80年代时，一门以“徽学”命名的新兴学科广为传播；90年代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进入21世纪，徽学必将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发挥着它无法替代的价值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