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微商势力强大，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徽商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或“先儒后贾”，或“先贾后儒”，或“亦贾亦儒”。徽商别号和宅名的选取，也正反映了这一特点。 

      别号，又叫别字，是古人除了名和字外的又一种符号。徽商别号中常见的字有庵、斋、串、轩、堂等，它们都是建筑类名称，其中庵、斋还可引申为书房、学合的意思。如以业鹾近三十年未滥交一人而著称的江世运，号易斋；常以弃儒服商不克显亲扬名为恨的洪庭梅，号雪斋；明成化、嘉靖间歙县人许明大，号竹庵，拾金不昧，常说“吾索视不义富贵若浮云耳”；乾隆时歙县人江春，号鹤亭，练达明敏，熟悉盐法，被推为两淮总商，乾隆六下江南，讧春得以扫除宿戌，时人谓为“以布衣上交天子”；乾隆时婺源人洪胜，号雅轩，平生做裨益百姓的事情不胜枚举；清康、乾间歙县人吴岘山，号嵩堂，常说：“人生学与年俱进，我觉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这些别号，有的原是微商本人的书房名，以书房名作为自己的别号，象征读书不已、求学不止。

      另外，徽商别号还常带土地耕作、五谷种植的意思。如清婺源木商黄振甲，号春谷；郑鉴元，号馀圃，他由歙县迁居扬州，平生好读书，经商之余常手不释卷；明休宁人程莹，号谷隐，豪放之气，播于湖海，常训诸子以耕读为本；江恂，号蔗畦，后任职芜湖道，工诗画，收藏金石书画，甲于江南。

      徽商别号又与山、川、泉、源等相联，意在颂天地之造化、赞自然之神奇、留恋家乡山水景色。如明代休宁人金法宝，号瀛山，以勤持己，以俭率诸人，以和联日来相贸易者，资遂日起。绩溪汪锡畴，号禹泽，太学生，后经商，先贫后裕。兄亡，汪锡畴将所置资产于寡嫂幼侄均分，深得村人好评。歙县江以深，号少渠，于天长铜城镇，曾助建本地舆梁三处，置义冢、施棺梆，感于村闾。

      别号可以是两个字，也可以是三四个字的。如明成化、正德间歙县人许太明，号青麓居士；皖派篆刻的主要代表人物程邃，号江东布衣、垢道人；程悦，号南滨钓叟。

      徽商别号还可以表示自己某种志向、愿望。如洪致晖，号吉人；张翰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自号“农隐”；李贤因读《愚溪赋》而自号愚谷，他极力做到“一日而得千金无喜色，一日而挥千金无吝容”。

      更为有趣的还是别人送与徽商的别号。有因富得名者，如歙县潭渡黄履晟兄弟四人，以盐策起家，寓居扬州，庭园别墅鳞次栉比，俗有“四元宝”之称；朱熹外祖家祝氏的邸肆生业几平占歙郡城之半，因此人称“祝半州”。有以施善名闻遐迩的，如歙县富蝎何永昌，贾于广济县武穴镇，见义必为，曾构茶亭以荫路者，施田亩以资僧廪，人送别号“何善人”。有赞颂为人诚实、经营有誉者，如歙县外村江羲龄品性正直，在芜湖一带经商时，有人多付给他一些金银，江羲龄核帐时发现，即辗转寻找，将其退给顾客，被人称为“扛公道”。此外，也有对其为人嘲讽讥贬者，如明嘉靖中，丰溟吴天行，以财雄于一方，住处广置园林台榭，充玩好声色于其中，纳妾百名，生活极奢侈糜烂，人送别号“百妾主人”。

      徽商别号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的是自取的．也有是人送的，它反映了徽商好儒、好山水、有抱负的心态。有时，其别号用得比他的名字还要经常些。宅名是微商的居所名称，居所地址的选定非常讲究，落成后的名称更有学问，从接触到的一些资料看，徽商宅名的确定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其心态特点。

      徼州有一旧俗，谚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商长年浮泛于烟波江海，出没于荒原古道，足迹遍及边陲海岛，一些人对此产生了厌倦之情。屯溪程维宗平生之志，喜于作为，以立事功，近六十，欲求息肩，乃开一轩，名日“知还”，表示自己的逸老之意；休宁查道大生活于明天顺、嘉靖年间，尝在吴楚间贸易，正当经营红火时，幡然归里，独置一室，曰“慎斋”，家人不理解，他说：“天道忌盈，可不慎乎?”同邑程世纲晚年厌商游，避开喧嚣的商界，来到山中修身养性，自题其轩曰“克已”。

      徽商中有奸有诚，既有狡猾奸诈的恶商，也有市不二价，然诺不欺，义所当为的君子商人。明代歙县富源人胡仁在嘉禾经营米业时，遇饥荒，同行乘机抬高米价并掺以泥沙，唯胡仁米行原价供应优质大米，博得世人敬重，为此他告诫子孙：“吾有生以来惟膺天理二字”，遂建屋取名日“居理”。婺源黄龙孙贸易无二价，诚信笃实，数十里内借贷者，不需卷约，彼此自协，虽口吃说话费劲，但襟怀坦白，始终不移，自谓其宅曰“彝叙”，使子孙顾名思义矣。

      更多的微商则是雅志林泉，向往与家人、亲朋相聚，共叙家常的天伦之乐。歙县方中茂寓迹吴越近三十年，涉江淮、历中州，足迹所至，无不凭吊古今，抒写胸臆，高情逸致，留下不少诗文，归里后，选胜筑室，称“忘乐园”，编篱种竹，杂植梅桂，四时芳香不断，聘请名师教授孙曾辈于其中。明初黄仲荣南走荆湘，礼游淮甸，不数年腰缠千万贯归里，筑屋“大隐”，每日与二三老人徜徉其间，吟诗作对，抚琴歌唱，旦夕无倦容；休宁汪应时有斋曰“半闲”，风月之夕，翠色花香，与几位知已对月畅饮。

      别号与宅名虽非微商独有，但通过这个侧面，对煊赫一时的徽商心理状态7解一二，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徽商。

      1．徽商所处的文化氛围极好。徽州是程朱理学的发源地之一，理学影响渊远流长。这虽然加强了对人民思想的禁锢，但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封建文化的繁荣，出现了“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的局面。受这种发达封建文化的熏染，微州商人在经商中着重“以诚待人”，“以义为利”，讲究公道、居理，所以，才会出现“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的鼎盛局而。

      2．徽州商业资本的利润除一部分投入生产领域外，其中很重要的流向是投资培养封建人才和建造房屋、购置田产。他们一方面遵循“富而教不可缓”的原则，慷慨解囊资助“振兴义教”，另一方面，他们“平生奔走江湖，稍获微资，即思归里安顿先人，营造坟茔”，或“多置田室，以长子孙”，没有违背封建社会“治生当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信条，所以徽商别号大体多与建筑、读书、土地相关联。

      3．徽商作为封建社会一个阶层，同样摆脱不了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清初“淮纲正课原只九十余万两，加以织造铜斤等款，亦只一百八十余万两”，到了乾隆年间，“已及四百余万”，“科则数倍于原额”。一百年间两淮盐课猛增了四五倍，他们不得不将巨额的利润通过捐输、急公济饷、佐修河工等名目奉纳朝廷，这使许多徽商产生了厌商心理，开始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折，闭门静养或逗弄子孙，从此避开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