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学是上世纪初因数以万计的徽州文书被发现而兴起的一门显学，研究对象是带有鲜明文化个性和地域特征的徽州文化。徽州文化是集理学、宗法、儒贾于一体的典型性中华主流文化，是中华文化传统性与徽州地缘性结合的标本，是“徽（州）式汉儒文化”。作为理论上的概念，徽州文化应由两部分组成：属于定格的历史范畴和属于发展的范畴。

　    以定格的徽（州）文化史实为对象的研究在田野调查、史料整理、文书收集、古籍、出版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是传统徽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徽学的另一个研究层面是：研究现有徽州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徽州文化的传承、发展，解决徽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其它文化的渗透、互融问题，研究徽文化中口头文化部分的延续和发展，以求保持文化板块的相对独立和个性展示。这一研究近年来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与藏学、敦煌学两大显学研究对象相比，只有徽州文化构成的核心——“后儒理学”，传承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主流文化；也只有徽州文化，是没有“断代”的，迄今仍在原有区域存在并发展着的文化。这是一种融化石性、标志性、发展性于一体的文化。现代文明进程中有许多与徽州文化存在与发展不协调的音符，这给文化的物质传承、理念发展和延续提出了新难题，这是徽（州）学所要探究和解决的新问题。现今我们需要对传统徽州学研究进行反思，重新思考定位这种文化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藉以推动徽（州）学研究为时代和现实服务，朝着更深层次发展。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徽州文化为中华主流文化的丰富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徽文化主体部分毕竟是一种历史性的封建文化，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阶段性质，许多封建思想理念需要被批判和废弃，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与发展。毋庸讳言，徽文化是在封建儒学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平民文化、通俗文化，必然印烙着许多迷信、落后、消极的内容，对这一文化的反思与检讨，包括对其文化形式、文化内容与文化价值的解剖。我们既需要用发展的眼光肯定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和文化上的成就，找出其合理内核，又要从比较的角度评判其历史局限性和诸多不利、不合时宜的因素。

　　徽州文化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徽文化充满了极端的宗法因素，徽州是中国封建史上一个最为典型的宗族社会，而宗族文化致命之处恰恰是狭隘、低级、保守；管理中充满了典型的封建因素，以宗族自治为政治主流，依血统确定尊卑，以忠孝维持秩序，以《家礼》确定等级，以儒学明辨是非；民俗中充满了朴素的迷信因素，天灾人祸多从“风水”中找答案，宗族兴衰多从地理上找根源，避邪去灾多从“做祭”上下功夫。

　　作为古老中华文化长河中的重要支流，徽州文化的脚步不会停滞。现代徽州人已经充分意识到，徽文化中有许多可以引以为豪的优秀品质。人们在古老徽文化的发扬光大中已尝到了甜头，并已从文化旅游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从中积聚了继承发展这种文化体系的信心。

　　徽州人在与大自然斗争过程中创造的文化，其蕴涵的儒家品性、平民神韵、书香味道、山村情调是其它文化流派无法比拟的，不愧为“世界文化遗产”。徽州文化作为一种显学，有其不可替代性和存在的合理性，还有着不能忽略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徽州文化现状及其表现出的批判与发展二重性，无疑给理论与实践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徽州文化要发展，必须基于三个前提：一是保持文化的传统性。徽州文化虽发端于徽州，但其影响范围已突破了地域性，在历史上总是“开风气之先”，为中华文化发展确立了一个个里程碑。徽文化若离开了徽州传统，消退了徽州个性，这种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二是延续文化的传承性。徽州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是中原汉文化与本土山越文化嫁接、融合、革新的结果。发展必须遵循规律，应在批判中发展，在传承中发扬，是前进中的“否定之否定”。徽州文化的发展，不是为了让当代人保持古老陋习，回到祠堂自治时代，而应是理性的保护和传统的发展，是文化生命的延续。三是强化自身的扩张性。只要有适当的文化土壤，适宜的文化环境，文化本身可以复制。徽州新型村落、徽州文化性格，潜移默化的民间习俗、许多优秀道德等等，在现代文明中物竞天择，很自然地被延续。我们向来反对封建、落后、腐朽的文化，崇尚积极、健康、优秀的文化。我们可以合理地承传、发展徽文化，使其在现代文明中改造升级。事实上，许多学者和具体工作者正在思考和从事这一事业。（作者单位：绩溪县人民检察院）